鸟类学家赵欣如

北京，一个千万级人口的超级大城，有几个人了解北京市内的鸟类？有一百个人吗？ 坐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赵欣如的办公室里，我们都有些茫然。赵欣如算得上是对北京鸟类比较了解的“学院派”，将近二十年里，他一直想做一件事：与墙外的公众一起观鸟。 在全世界都在慷慨谈论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赵欣如无意之中实践了一条知识分子公共化的道路。他觉得知识应当溢出个人的心胸，溢出学院的围墙，成为社会的公众福利。

他似乎做到了，又似乎还没做得不够。防止鸟撞飞机是全世界的科学难题，从1997年开始，他参与了民航机场大量的防止鸟撞应用研究    在全世界的鸟类撞击飞机的统计中，猛禽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因为猛禽飞行高度、盘旋高度都比较高，速度也比较快，万一狭路相逢，飞机不太容易躲闪。而由于相对速度极高，小小的鸟类，很可能在瞬间把飞机撞个孔，把防护窗撞碎，把机翼击窗；或者被涡流卷入发动机中，让飞机变得难以控制。
而此时，美国总统小布什的专机马上就要降落。
    赵欣如正在北京郊区的一座山上做一个项目的研究，他的手机响了。机场的“驱鸟队”，问他该怎么办。如果大kuang迟迟不走，或者逆向飞向飞机，机场就要严阵以待了。赵欣如详细提供了几种方案。在机场工作人员的及时控制下，大kuang不久即离去，没有贪恋机场上空的美景。1997年的一个上午，赵欣如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的一名普通职员。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接电话的是教务处的一位科长。电话的那一方，是首都机场的负责人员。
    电话谈论的是1996年10月22日发生在首都机场的事情。当时，机场的西跑道上，聚集了一大群“混合”的燕子，一个是北京本地种群，一个是东北方面迁徙来的种群。燕子在秋天，马上要向南飞去，到南海一带越冬。这一大群燕子又分为两种，一种叫金腰燕，一种叫家燕。这两种燕子都会在人的屋檐下筑巢，与人类十分友好。金腰燕的腰部有一道金黄色，北京人叫它巧燕，因为它筑的巢相对比较精致，像半个酒瓶贴在天花板上；而家燕筑的巢相对就粗放一些，像半张饭碗挂在天花板上，因此北京人把家燕又叫成拙燕。这两种燕子互相兼容，经常混在一起觅食嬉戏，一起迁徙往来。
    由于数万只燕子在跑道及其上空的聚集，首都机场被迫关闭了一条跑道。机场场务人员开始紧急聚集，拿棍子赶，用水枪喷，发出巨大的声响以让燕子们害怕，能想到的办法都用尽了，燕子们就是不走。
机场又紧急商调，找来了武警部队，荷枪实弹，对着燕群扫射，作用也不大。燕子太多了，这边死伤一片，对旁边的燕子根本起不到警示作用。
    好在闹了两三个小时后，燕子“自然离去”。留下一片尸体和一个异常紧迫的科研课题。
首都机场的相关负责人翻开“北京电话黄页”，准备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寻找科技援兵。第一个电话，就打到了北京师范大学。
    接电话的科长说，我们这就有一位研究鸟类的专家啊，他大概能想出办法。
得到教务处长的同意后，赵欣如赶到了首都机场。机场方面的负责人一看到他，就说，现在问题是这样，你能否很快想出办法彻底解决？
    赵欣如说，我不可能彻底解决。
    “无法彻底解决你来干什么？我们就需要马上能想出办法的人，要是哪天再一批燕子聚集，那机场就没法让飞机起落了，机场损失很大，社会影响也会很恶劣。”
赵欣如说，机场鸟撞问题是全世界的难题，我们虽然一下子想不出办法，但我们可以从此开始做研究，慢慢地找出对策。毕竟，鸟撞事件往往都有地方特色，都需要生态学的专题研究。今天这些挂彩的燕子，算是给中国机场“鸟撞问题研究”作了剪彩吧。
    从那时候起，赵欣如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与首都机场和中国民航合作连续开展鸟类相关的课题，做了十来个，包括首都机场鸟击预防及其应用的研究、机场夜间鸟撞预防及研究、机场草坪昆虫控制与鸟害防治、机场鸟类快速识别系统、苇沟鹭科鸟类与首都机场的关系研究、如何利用鸟类习性把鸟类引出机场等。许多研究成果还不止停留在首都机场使用，比如现在全国所有民航机场都在使用的“鸟类快速识别系统”，是一个软件，根据“防鸟人”所看到的鸟类大体模样，点击几下鼠标，大概就能判断出鸟类的种属，进而知道他们的习性，然后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对策。赵欣如的调查组与机场工作人员在场内进行调查观鸟，因为人们害怕鸟、把鸟当成事件的元凶，很大的原因，是不了解鸟造成的，因此一遇上鸟，就很可能蛮干，出些自以为是的狠招、凶招、夺命招，结果也许适得其反。要控制鸟，或者说让鸟不对人类的行为造成危害，前提是要了解鸟。
    而在中国，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鸟呢？
    而在中国，鸟类的知识为什么只能局限于少数的专业鸟类专家呢？知识就像一只鸟，你是把它关在你在心笼里蹲禁闭，还是把它放飞出去？你把它放飞出去后，你愿意让它飞多高、飞多远，取决于你的胸怀带队野外观鸟虽然观鸟要尽量观察自然界中的鸟，但鸟类是多方面的，博物馆里的标本鸟、动物园里的展览鸟、路边老人养的笼中鸟，以及书本上的“文学鸟”，都应当看一看在周三课堂讲述大天鹅的环志鸟类学家都很头痛，一些著名的鸟类学家也经常搞错。“周三课堂”成了一个源于公众、面向公众的鸟类知识传播平台，而这个平台，坚实地搭建在北京师范大学里面，这是大学“服务社会”精神的一个极好的案例，也是大学日益公共化的一个极好证明。经过12年的努力，周三课堂已在国内外观鸟界享有盛誉，为普及观鸟做出重要贡献。
    光培训还不够，还得编书，否则大家出去观鸟，没有一个索引，也不利于进步。于是赵欣如就主编了《北京鸟类图鉴》，这本书和自然之友编的《北京野鸟手册》，当时都是观鸟人很重要的贴身参考资料。
观鸟的人一般不愿意去看笼中鸟，城市里有些人养的家鸽，大家看到时也从不记录在案。赵欣如认为，鸟进入中国文化社会其实有长的时间，因此，要充分理解鸟类文化，就要利用一切机会与鸟接触，因此，不论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还是百鸟园里的笼中圈养，或者是动物园里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禽，或者是市民养的笼中鸟，或者是猛禽救护中心的鸟，或者是书籍里的鸟、电影中的鸟、纪录片里的鸟，不论是关于鸟的科技知识，还是关于鸟的文学描绘，都应当对它们进行细心的“观察”，这样，才可能全面地理解鸟的文化，才可能获得更真实的鸟类情感。
    在北戴河，有一个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的环志站，上世纪九十年代，环志站的站长叫乔振中。此前，参与鸟类环志的人都得是“系统中人”。赵欣如想，有没有可能说服他，把公众也带来一起参与鸟类环志呢？中国许多地方都有鸟类环志站，如果这个地方做成了，公众就可以去考鸟类环志的证书，就近参加鸟类环志了。
    鸟类是无国界的，它在自然界中飞来飞去，从来没想过人类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障碍。环志是世界通用的鸟类研究手段，常规的方法把鸟捕捉到后，在它的右脚戴上一个有序列号的金属标志环，环上的序列号，按照每个国家进行编制，内行的人看一眼就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标志环多半是合金的，比较轻，也有塑料的，大体都不影响鸟类的飞行和生活。标志环按照鸟脚的大小，分成许多种，天鹅用的环与伯劳用的环，大小就差很多。环志主要用来研究鸟类的迁徙，比如我们在北京捉到一只鸟，戴上环给它放飞后，就把这只鸟的序列号通报到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再与世界各鸟类环志机构交换信息。有人在英国捕捉到了它，一查对序列号，就可以知道这只鸟曾经在北京呆过；如果有幸，第二年我们在北京再捕捉到了这只鸟，那么我们就可以很确切地知道这只鸟的迁徙路线。如果连续十年我们都捕捉到这只鸟，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这只鸟至少活了十年 以上，获得许多重要的生物信息和生态数据。
    技术进步给环志增添了新的可能，比如研究黑颈鹤，就可以在它的翅膀加上全球定位系统，随时跟踪确认它的方位，它的迁徙路线就能够成功地复原。而如果研究一些活动距离不广的鸟类，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一直在河南董寨自然保护区研究白冠长尾雉，雉类一般不爱飞行，活动范围不广，如果给一只雉加上一个小的定位器，再用小雷达进行跟踪，对它一天的活动习性就能够很好地把握，这些技术与“环志”配合使用，对鸟类的认识就可能全面和深刻得多。在北戴河环志站现场讲授鸟类的辨识